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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机制研究
2020年02月06日 10:19 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期 作者:乔榛 王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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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侧,另一个是需求侧。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供给侧提供的动力主要是要素驱动,需求侧提供的动力主要是投资拉动。目前,这些动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消减的趋势,需要有新动力来替代。进一步挖潜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动力,只能是供给侧塑造创新动力,需求侧扩大消费需求动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动力,必须有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支撑,重点是优化收入结构。为此,要缩小收入差距,还要形成鼓励创新的收入分配机制,最终在收入结构优化、消费扩大升级与增长动力转换间形成一个良性机制。 

  关键词:收入结构优化;消费扩大升级;增长动力转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实践研究”(15ZDC005)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增长动力转换。这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背景下现实而必然的选择。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新中国经济增长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限于满足这一增长方式的条件变化和约束的不断增强,已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甚至还引发了一系列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是什么,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这成为中国持续高速增长后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增长动力是任何涉足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关注的重要课题。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撰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分析的就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把劳动生产力增进看作是财富增长或经济增长是近代经济学产生后经济学家们普遍采用的一个观点。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研究也体现在对劳动生产力进步的分析中。马克思较早且全面地分析了决定劳动力进步的因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如此表明,在经济学的早期理论中,经济增长被限定在生产领域,着力于增加要素投入和提升要素效率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自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之后,研究经济增长扩展到宏观领域,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不只是提高每一个经济个体劳动生产力的问题,而变成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增长的问题。如此,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更大领域,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变得更加多元而复杂。凯恩斯不仅把经济增长从微观拓展到宏观,而且改变了分析经济增长的逻辑,扩大了分析经济增长的范围,重点分析宏观经济增长受需求或有效需求的影响。把经济增长从微观拓展到宏观,从供给转向需求,表明增长不仅仅是劳动生产力的进步,而且也是需求总量的扩张。由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从探索供给侧的要素增加、效率提升到实现需求扩张,形成了一个越来越丰富的理论体系。遵循这样的思路,可以分析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探索其原因,寻求相应策略。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必须从其实际出发,针对其发展阶段去探索经济增长的发生机制和寻找实现增长的途径。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逻辑和探索进入新时代的增长动力转换,形成了众多观点,且有不同论点交锋。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探索我国经济增长的艰巨性。对新中国成立后呈现的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学者们有各种解释,这里不作详细综述。只就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问题研究作一些梳理。目的是在此启发下发现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机制,并找出可以实施这些新动力、新机制的有效策略。 

    既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那么寻求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路径和策略就有了基本方向。在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孕育的增长动力中,哪个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应该是一个供给和需求双向发力且有效互动的结果。在供给方面,我国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实现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此外,作为要素供给的重要因素——人口及蕴含的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后被激活和释放,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在需求方面,从消费拉动的视角看,中国持续而阶梯式消费升级,形成了一个消费持续扩大的机制,并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消费扩张;从投资拉动的角度看,高投资在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加入全球化体系,使中国的经济周期,开始时主要影响因素是内部因素,后来外部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供给和需求双动力发挥作用过程中,两股力量形成相互促进和相互加强的关系,因此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特殊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然而,近4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既表现为增长动力不断聚集且发挥作用的过程,也表现为增长动力从逐步增强到逐渐消解的过程。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呈现消解态势,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第一个特征。然而,进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并不是自然地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应该是高质量发展,这种速度变化不是动力消解后的结果,而是动力转换的结果。如何实现动力转换以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无疑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课题。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要求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对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基本要求,也是重要方向。塑造创新动力意味着要在供给侧发力,为此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进程来看,这种重塑动力的选择是符合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是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特征和现实所决定的。不过,面对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经济体,重塑动力一定不能来自单一方向,着力于供给侧动力的重塑,必须有需求侧动力的配合。我们在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在需求侧寻求动力的转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有着强劲的需求拉动,主要是投资和进出口相互支持形成的需求动力,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一逻辑,提出了重塑增长的需求动力诉求。中国经济的需求动力真的乏力了吗?尽管有观点指出,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动力转换,包括消费和创新两个主要的驱动力量。这两个动力发挥作用意味着我国从赶超经济体向成熟经济体转换,因为从发展特征看,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其增长一定不是只靠投资拉动的,而是依靠内源性消费来拉动的。使消费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塑造的一个动力。然而,如何使消费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动力?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将在分析消费扩张升级推动增长动力转化的新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一动力转换必需的收入结构优化升级的途径,最终提出一些具体的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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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乔榛 王丹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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