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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源起、发展对策及展望
2020年02月06日 11:01 来源:《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作者:高佑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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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基于使用语言观的驱使下,认知语言学开始了新的转向,从探索认知的体验性和普遍性转向以认知和社会互动为核心的语义变异研究,迎来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两大学科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上的融合,催生了认知社会语言学。在论述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基础上指出认知社会语言学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克服这些困难的路径,以期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基于使用的语言方法;认知社会语言学;综述;挑战;展望

  作者简介:高佑梅,教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引发学科内部的反思。促进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上的融合,进而催生了语言研究新范式,即认知社会语言学。本文在论述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基础上指出认知社会语言学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并提出克服这些困难的路径,以期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提供参考。

  二、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源起与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起,认知语言学者开始从探索认知的体验性和普遍性转向语言和认知的社会变异研究。以吉拉兹(Geeraerts,2005:163-169)为首的欧洲认知语言学家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发出了认知语言学研究同社会语言学研究合流的呼吁。2007年,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正式确立了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这一分支学科,出现了认知与社会因素融合的语言变异研究新局面。

  在2008年由英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联合主办、布莱顿大学承办的“语言、交际与认知”大会上,哥本哈根大学的哈德(Harder,2010)正式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这一概念,主张在基于使用的语言描述和语言变化研究中重新强调宏观层面,即除了个人的作用之外,还需要考虑社会团体的作用,并认为语言的变化发生在规范力量的操作范围内。同年首部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论文集《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文化模式、社会系统》经克里斯蒂安森和迪文(Kristiansen&Dirven,2008)编辑,由De Gruyter Mouton出版社出版。本论文集进一步明确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范畴,印证了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这一研究动态。

  2010年,De Gruyter Mouton出版社又出版了一部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论文集《认知语言学最新进展》,由吉拉兹、克里斯蒂安森和皮尔斯曼(Geeraerts,Kristiansen&Peirsman,2010)编辑。本论文集重点介绍了基于经验用法的语言内部变异研究,体现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其中值得提及的是Robinson(2010)对意义变化的深刻见解(http://etheses.Whiterose.ac.Uk/2232)。同年第34届国际劳德(LAUD)研讨会在德国科布伦茨兰道大学举行。本次大会以“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认知和使用中的社会文化变异”为主题,下设九大论题,探讨了基于使用的认知语言方法与语言内部变异的社会语言学学科之间不断融合的不同方面,是迄今为止以认知社会语言学为重点的最新和最大规模的活动。基于大会主题和九大论题的演讲和讨论,本届LAUD研讨会汇集了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两个领域的基本概念和方法,编辑出版了三部认知社会语言学论文集。

  2012年,LAUD研讨会论文第一辑集《认知语言学:认知和语言使用的变异》由普茨、鲁宾逊和雷夫(Pütz,Robinson&Reif,2014)编辑,发表在《认知语言学评论》专刊第10辑上。《认知社会语言学兴起:导论》发表在《认知语言学年度评论》第10辑上。

  2013年,LAUD研讨会论文第二辑集《认知社会语言学中的应用语境》由克里斯蒂安森和吉拉兹(Kristiansen&Geeraerts,2013)编辑,发表在《语用学杂志》特刊第52辑上。同年第三辑集《语言和语言使用的差异:语言、社会文化和认知视角》经雷夫、鲁宾逊和普茨(Reif,Robinson&Pütz,2013)编辑,由Peter Lang出版社出版。本论文集包含了15项研究,重点探讨了语言变异涉及的语言、社会文化和认知方面之间的关系。

  2014年,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出版了权威性的认知社会语言学论文集《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和语言使用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由普茨、鲁宾逊和雷夫(Pütz,Robinson&Reif,2014)编辑。本论文集重点介绍了认知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关键理论和认识论基础,简要说明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新兴领域,进一步明确了认知社会语言学调查的先决条件就是将语言的认知和社会维度结合起来,概述了主要研究方向和重要成果,强调了该领域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三、认知社会语言学所面临的挑战

  认知社会语言学历过十多年的发展,填补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两大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的缺口,完善了认知语言学基于使用原则的要求。两大标志性研讨会(ICLC10和LAUD)的举办以及丰硕的研究成果(如Kristiansen&Dirven,2008,Kristiansen&Geeraerts,2013;Geeraerts,Kristiansen&Peirsman,2010;Pütz,Robinson&Reif,2014;Reif,Robinson&Pütz,2013)足以证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潜力和生存能力。然而,在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致力于推广认知和社会两者结合的学者为数不多(Hudson,1996,2000;Labov,2010;Pütz,Robinson&Reif,2014),主要是认知语言学家表达了认知社会语言学需要包括社会和文化的观点。研究现状表明要健全一个社会兼认知的新生语言学科,认知社会语言学既有机遇,同样也面临诸多挑战。

  尽管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关注语言的实际使用,支持基于使用的语言原则,但前者持有社会团体先于个人主张,更多地关注语言使用中个人如何适应更广阔的社区类型,而不是个人的言语行为,这种倾向往往忽略认知因素对社会因素的影响;后者则坚持体验哲学语言观,研究方法偏向内部思维,且更加关注语言意义的演变,而往往忽略意义同社会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尤其是忽略社会因素对认知的影响,这种倾向势必会导致对言语社区的同质化和理想化。既然坚持语言是基于使用的,就必须承认语言是人类与社会互动的,也就必须从社会和认知双重视角探索语言的变化与本质。

  尽管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关注语义研究,但前者仍然停留在初始的语音变异方法上,对句法和语篇的研究明显不足,而且更多地关注语言变异的社会因素,往往忽略认知因素对社会因素的影响,故语义的演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语言学同时也更加重视社团文化,而往往忽视个体认知,而且缺乏有意义的理论指导。对于认知语言学而言,尽管学者们对语言内部变异的兴趣与日俱增(Kristiansen,2003;Geeraerts,2005;Kristiansen&Dirven,2008;Croft,2009),但它仍然是一个研究不足的领域。尽管认知语言学主张语义不是独立的模块,而是渗透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如音系、句法、语用等,但语言分析或跨语言研究基本是在单一语言层面上进行,忽略了丰富而复杂的语言内变异模式,且缺乏自然语料。虽然研究变化的语义是社会语言学的关键,但探索语义的变化则是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结合的一个机会。

  尽管频繁的言语互动往往是产生和保持一种语言变体的基本条件,但什么样的言语互动群体可构成一个言语社区,什么样的言语社区可以产生新的语言变体,对社会语言学者来说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在社会变量研究中引入意义的变异研究,建立意义的等价明显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大难题。虽然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典范案例涉及形式变量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但形式、意义和背景之间的三元关系仍是该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新问题。如同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一样,语言学要想为人类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置语言研究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以掌握语言的社会功能为瓶颈,深入研讨使用中的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效应,进而优化对语言本质的理解(高佑梅,2010)。作为研究人类智能外化特征的领域,语言学理应对于人类本身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社会语言学的主流发展中,语义对等问题作为社会变异对词汇和语法研究方法论的先决条件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探究,显然在两大传统学科研究领域存在缺口。

  四、认知社会语言学迎接挑战的路径

  认知社会语言学要进一步深入发展,克服面临的困难,迎接面临的挑战,研究者应该更新观念,实现从关注一般认知能力到关注社会认知能力等四个方面的转变,同时要致力于创新理论框架,实现不同学科理论的深度融合。

  1 语言观念更新

  一般认知能力语言观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强调语言来自于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在一般认知能力原则下,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逐步形成的,造成语言形式和概念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如果把语言与幕后认知的普遍性研究转向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语言与认知研究,就不仅仅涉及个体言语使用者的大脑思维过程,而且要涉及个体言语使用者与言语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语言不仅仅是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且更是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因此,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必须揉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尤其必须融入一种更为普遍的语言与社会互动模式中(Croft&Cruse,2004)。在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研究中必须凸显认知因素对社会因素的影响,融入一种更重要的认知文化模型中(Palmer,1996)。重构一个涵盖认知和社会文化双纬度的理论框架需要更新语言观念,即由一般认知能力转向一般社会认知能力(Croft,2009:397)。这既是多视角跨语言研究使然,也是新生学科对语言本质的自然推理,是新生学科对理解语言本质作出的更为有效的贡献。

  语法象征性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强调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构成语言的规约性。依照语法象征性原则,语言反映的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这一观点构成了语法、语义和语音相联的认知理据性。然而,语言不仅构成了日常使用中形义相结合的存储库,本身也是日常语言使用的产物,并且基于语言使用者的经验(Langacker,1987)。语法、语义和语音相联的认知理据性在于语言和世界的关联,由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所约定。如果没有言语共同体,就没有相应的语言和意义。个人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化,或称赋义活动,必须得到语言共同体的认可才能转化为公共的赋义活动,否则该赋义活动将因得不到认可和传播而失败。重构一个涵盖认知和社会文化双纬度的语言指导原则需要由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典范案例涉及形式变量和变异与语境之间的二元关系转向三元关系,即由语法象征性转向社团规约性(Croft,2009:403),这一转向是新兴学科发展的必然。

  语义的百科知识性也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强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必须依赖百科知识。认知语法反对语义成分分析方法,主张百科式语义分析法。认知语义学尤其强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必须依赖百科知识。从语义的百科知识性出发,认知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定义和基本结构不仅涉及认知,而且涉及社会和文化上的认知,旨在探索社会起源的语言内部或跨语言变异,涉及从语义的百科知识性到共享语义的语言观的转变(ibid.:404)。首先,人类群体生活之所以能够正常进行,社会事务能够正常运作,主要来自于成功的语言交流;其次,如果缺乏公共的约定和共享的意义,没有彼此沟通和理解,也就没有成功的交流;再次,当遇到交流不成功的情形时,人们会作出各种努力去促使交流成功,如重新解释我们话语中的关键性概念,改用更合适的句子形式,澄清相关的背景知识,使话语中的条理更为清晰等。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想搭建一个公共平台,使对话双方在话语模式上逐渐接近,由此达到意义共享。

  语义的概念化是认知语言学的又一个基本原则,体现了人的经历、概念系统和内涵在语言符号中意义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依据语义概念化原则,语言反映的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在语义概念化原则指导下,认知语言学倾向于从心理学角度看待语言,认为语言是人脑中知识的一部分。语言是基于体验的,是人们在对现实进行认知加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然而,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语义是通过人们的互动而创造并传播的。假设有一个孩子没在人类社会中长大,没有习得任何语言,那他当然不会把事物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根本就不懂语言。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既不懂得社会团体的规约性,也不用语言与他人交流,那他的语言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在语言与语义变异分析中理应包括以交际为目的的解释,由语义的概念化转向意义的交际性(ibid.:409),这一转向是新兴学科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必然。

  2 理论框架亟待创新

  在基于使用的原则下,语法不仅构成了语言使用中的知识库,而且它本身也是语言使用的产物。前一种观点将语用事件视为语言系统的特定实例,后一种观点将语用事件视为经验来源系统。显然这种立场的后果自然是除非研究语言的实际使用,否则就不可能有一个基于使用的语言原则。从基于使用的视角出发,语言变异研究必须采纳认知与社会相结合的理论范式,凸显认知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互动影响,尤其需要关注认知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情境制约性,把认知体验性的生理和物理环境发展到社会文化语境,把语言与幕后认知的普遍性研究转向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语言变体与认知的研究。

  基于规则与基于使用的语言描述是认知社会语言学领域很有争议的话题。前者假设语言使用者将使用基于抽象的语言规则,后者认为人类语言的产生和理解受制于具体的语言经验,而不是抽象的语言规则。博登和科克伦(Bod&Cochran,2007)认为,基于使用的模型的意义在于能够解释那些对于基于规则的语言方法有问题的现象。普茨、鲁宾逊和雷夫(Pütz,Robinson&Reif,2014:6)认为,大多数社会语言学工作都采用基于规则的语言描述。基于使用与基于规则的语言概念本不应该是二分法的语言描述,而应该是语言使用与语言系统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既然承认语言的核心特征是人类与社会的互动,这就意味着社会互动之外的任何分析方法都无法对语言作出合理的解释。

  研究变化的语义是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关键,但探索语义的变化是两大传统学科相结合的一个机会。尽管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都重视语义研究,但两者对语义及其变异的研究关注点不同。前者把语义作为范畴,即意义是语言的概念化,语言意义包括我们对某一特定情况的看法;后者把意义作为社会语言学变项,即意义是语言与社会互动或语言交际中的变数。前者认为,语义不是独立的模块,渗透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如音系、句法、语用等。后者认为,社会语言变量作为一种语言要素对社会阶层、年龄、性别、地理群体位置、民族或语境风格等多种语言外的独立变量具有敏感性。也就是说,语言是人类社会互动的核心特征。齐尔顿(Chilton,2009)认为,语言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之中。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探索语义的变化必须将语言的认知维度和社会维度结合在一起,否则将无法完整地理解人类自然语。

  在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中,范畴化和原型、隐喻和转喻、意象图式和认知模型体现了人类的主要认知识解和思维方式。虽然社会语言学并没有提出类似概念,但是社会语言学将人及其社会关系和行为范畴化的结果称为社会结构,即社会团体、网络和社会情境。社会范畴实质上也是经典原型范畴,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定势(如伦敦人、学生、老板等),每类定势中又分为典型和非典型成员(Pütz,Robinson&Reif,2014:9)。在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中,隐喻和转喻、意象图式等应用于语言变异,如语言变体、语言规划、语言政策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从认知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本质上是社会的,是与个人知识相对的集体特征(ibid.:10)。帕尔默(Palmer,1996)将认知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化语言学理论,从而将认知术语“意象”(即文化建构的心理意象)推向到语言和文化研究的中心位置。符号意义的动态解读与代表社团利益的社会人的兴趣有关,这体现出权力和意识形态在符号意义赋予和动态解读中的作用(田海龙,2015)。要探讨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融合,认知语言学也必然对社会语言学问题领域开放。吉亚尔特(Geeraerts,2003)认为,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模式是语言变异和语言标准化的两种基本文化模型,这两个模型是多语言社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基本决定因素。不仅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可以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法律、教育、学术和政治等其他领域也可以被视为包括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归类在应用认知社会语言学标签下(Janicki,2005)。在语言使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认真对待基于使用的认知语言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如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强调变异的社会和文化方面,并将变化意义和意义变化之间的差距与嵌入使用的所有语言、认知、语境和文化因素联系起来。

  五、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展望

  从研究路径上看,认知社会语言学一是研究变化的语义,二是研究语义的变化。基于使用的语言原则源于对实际用法的语言研究是当代语言研究工作者达成的共识。研究使用中的真实语言需要一种多元分析类型。这不仅涉及语言本体相关的变异,而且涉及情境确定的变异性和概念动机等方面。因此,试图揭示、检验和比较社会和认知维度的研究可以用最自然的方式被纳入到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涵盖范围内。首先,既然语义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业务,就可以从语言学社会研究的丰富传统出发,寻找从认知语言学到社会语言学的创新和灵感领域;其次,语义的变化是未被研究的领域,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接受认知社会语言学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再次,鉴于社会变异研究的标准方法论涉及社会语言变量的概念,语义研究对社会语言学来说尤为重要。尤其当我们在社会变异研究中引入语义时,如何能够获得一种语义解释的方法既是一个高层次的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方法论问题。除非我们能够研究足够多的概念,理想情况下需要一种快捷的、可信赖的语义分析方法(Geeraerts,Kristiansen&Peirsman,2010:9)。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拉万德拉(Lavandera,1978:171)早就认识到语义等价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在社会语言学的现状下将最初在语音数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语言学变量的概念扩展到其他水平的变异分析是不够的。处理形态、句法和词汇变异的定量研究明显受到缺乏明确的语义理论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拉万德拉的问题。一方面,这个问题在社会语言学中仍然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种理论语言学与语义学有足够的联系来解决问题,它肯定是认知语言学,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Geeraerts,Kristiansen&Peirsman,2010:9)。

  要研究实际运用中的语言,而不是自省的语言,就必须扎扎实实地运用实证方法,尤其需要运用定量方法,掌握数据处理技术,以求获得对使用中真实语言的广泛观察基础。所谓实证研究方法,狭义上是指利用数量分析技术确定有关因素间相互作用方式和数量关系的研究方法,广义上是指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所有经验性研究方法。数据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问卷、访谈、实验、语料库和定量的数据统计,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近年来也越来越为认知语言学所倡导。

  在认知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是多元回归分析和简单频率计数,其次使用了方差分析、卡方检验、相关系数、T检验、多维尺度分析、对应分析等探索性统计方法。为了更好地考察多变量对语言现象的影响与变量间的交互关系,还采用了单一变量测量,如卡方检验、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甚至使用了更高级的多元统计,如ANOVA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房娜、张炜炜,2015)。

  总体说来,使用定量的方法可以更好地找到语言内部和外部的相关因素,并且直观地呈现它们对语言变异的交互效应。更为重要的是采纳定量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定量转向,完善了认知语言学对于基于使用的语言原则和研究方法。

  从研究内容上看,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包括语言变异、言语交际、语言接触、语言规划。语言变异包括言语社区内部的语言变异、个人语言使用的差异、句法结构与语体的相关性、语言理解与性别的差异、语言变体的差异、语言演变机制,言语交际包括话语分析,语言接触涉及英语的扩散、英语的苏格兰变体、语码转换、方言接触与变化,语言规划涉及英语国际化和外语规划的语言争论。

  从全球视角出发,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世界各地发展很不平衡。研究范式是否可以揭示本地的语言争议值得探讨。需要认识到世界不同地区有着各自的语言应用特点,也有着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不论是欧洲模式、美洲模式,或者是非洲模式、澳洲模式,抑或是亚洲模式,都不可以盲目地照搬到其他地区的研究中去(Ball,2010:257-402)。即使在亚洲,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因国别不同而各具特色。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接触和局势。日本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突出语言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主要面临少数民族语言处于濒危状态。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跨国社区的兴起对于未来的研究具有潜力。土耳其主要面临现代土耳其语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发展问题。高加索地区的语言变异研究涉及话语和会话-语言接触、双语代码转换-语言状态、语言规划、身份-语言濒危等。随着伊朗、阿富汗和中亚的历史发展,尽管标准现代波斯语的三个主要变体是相互理解的,但由于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分歧,并且通过历史环境之间的差异已经不仅仅具有语言意义(ibid.:65-139)。

  2018年第十一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正在步入国际化合作研究的轨道。田海龙(2015)关于社会符号的动态解读、徐大明(2004)对语言社区的重新定义、王远新(2007)对社会语言学实地考察中遇到的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张天卫(2019)对认知社会语言学前沿的述评,尤其是对国内研究的启示,以及文旭(2019)基于社会认知的社会认知语言学论述,足以印证了中国社会语言学者对本研究领域的贡献。

  六、结语

  语言研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旧的理论框架不断被修订,新的理论范式不断出现。借鉴Geeraerts(2009)的归纳,20世纪的语言学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去语境化阶段,二是去语境化阶段的初期反映阶段,三是再语境化阶段。在去语境化阶段,索绪尔(Saussure,1966)对语言与言语进行了区分,前者为社会性系统,后者为个体活动。这种区分从本质上使语言和言语两者间出现了一个缺口,即个体系统。一方面,转换生成语法利用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填补了结构语法中的缺口,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哲学中的天赋论、唯理论,为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生成语法对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区分排除了语言的社会因素,这势必又造成了新的缺口,即语言的社会性。在去语境化阶段的初期反映阶段,被丢弃的社会语境、具体语言使用中的话语语境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即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恢复了语言使用和社会语境的研究,弥补了生成语法对语言社会性研究的缺失,代表了再语境化的趋势(高佑梅,2014)。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两大学科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上的融合体现了两大传统学科内部的反思,21世纪前20年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成果受到学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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